1934年7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党政军群首脑机关由瑞金沙洲坝迁至云石山乡。彼时，第五次反“围剿”形势日趋严峻，为保障安全，中央各机关分散驻扎于云石山乡所属各村：中共中央政治局进驻丰垅村马道口梁氏祠堂；中革军委驻梅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则设于云山古寺。

丰垅村马道口梁氏祠堂现为江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在此，中共中央密集召开会议，研究并颁布了一系列重大军事与政治决策，全程见证了中央红军长征前的关键酝酿、秘密部署、伟大出发以及浴血留守的历史进程。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与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等部由此启程，踏上战略转移的伟大征程。随后，中共中央在原地成立以项英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分局，并设立以陈毅为主任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统一领导留守部队掩护主力突围转移。此举标志着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正式拉开序幕。因此，丰垅村被尊称为“中央红军长征第一村”和“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策源地”。

回溯历史背景，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百万兵力发动第五次大规模军事“围剿”，其中五十万精锐直指中央革命根据地。由于受“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影响，加之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脱离中国实际的指挥方式，红军放弃了历次反“围剿”中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战术，转而推行“御敌于国门之外”的军事冒险主义，与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硬拼阵地战、堡垒战，以血肉之躯对抗钢铁洪流，致使红军伤亡惨重，中央苏区日益萎缩，党和红军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

1934年4月下旬至5月上旬，广昌、筠门岭、建宁、龙冈等战略要地相继失守，中央苏区南北门户洞开。尽管红军将士浴血奋战、顽强抵抗，仍节节失利，陷入被动困局。至9月下旬，中央革命根据地仅余瑞金、会昌、雩都、兴国、宁都、石城、宁化、长汀等县构成的狭小区域，在根据地内打破敌人“围剿”已基本失去可能。

面对危局，中共中央审时度势，于1934年5月下旬召开书记处会议，正式作出“准备将我军主力撤往另一战场”的重大决策，并将方案上报共产国际。6月16日，共产国际复电明确表示：“我们完全赞成你们目前根据对形势的正确评价而实行的计划”，同时强调：“如果说主力部队可能需要暂时撤离中央苏区，为其做准备是适宜的，那么这样做也只是为了撤出有生力量，使之免遭打击。”9月17日，博古再次致电共产国际，通报红军拟向湖南南部及湘桂边界地区转移的计划，并提出“不晚于9月底作出最后决定”的请求。9月30日，共产国际正式复电批准：“同意你们将主力调往湖南的计划。”至此，经过多次深入研讨、反复权衡与国际沟通，红军实施战略转移的决策最终得以正式确立。

由此可见，红军长征的战略决策绝非仓促之举，而是历经多层次、多阶段的审慎研判与系统完善，既是应对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被迫选择，更是立足全局、把握大势、主动谋篇布局的政治远见与战略智慧的集中体现。

10月9日与10日，中革军委先后在瑞金发布《野战军由十月十日至二十日行动日程表》与《中革军委关于第一野战纵队撤离中央苏区的命令》，对战略转移的具体时间、路线、任务与组织方式作出周密部署。前者被誉为红军长征的“总命令”，后者则是落实该命令的执行细则。为便于统一指挥与随军行动，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机关及其直属部队被整编为两个野战纵队，与红一、红三、红五、红八、红九军团共8.6万余人共同组成战略转移的野战军。其中，第一野战纵队代号“红星”，由中革军委、红军总部及干部团组成，下辖四个梯队；第二野战纵队代号“红章”，由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机关、后勤、卫生、总工会、共青团等单位组成。

鉴于各部队此前分散驻扎于中央苏区各地，中革军委自10月7日起陆续向红一、红三、红九、红八军团及中革军委直属部队下达撤离战场、集结整补的命令。1934年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红一、红三、红五、红八、红九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8.6万余人，从瑞金等地出发，被迫开启伟大的战略转移——长征。

1935年11月5日，红军长征胜利抵达陕北后，毛泽东同志在象鼻子湾向军委直属部队发表重要讲话：“从江西瑞金算起，我们走了一年多时间。我们每人开动两只脚，走了两万五千里。这是从来未有过的真正的长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