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集成

王集成，1907年生，福建省上杭县人。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军第十二师第三十五团连政治委员，红一军团直属队总支部书记，红四军第二团政治委员，红十五军团第七十五师政治部主任，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六团政治委员。参加了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作战和二万五千里长征。率部参加了遵义战斗。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华东军区空军政治委员，解放军铁道兵副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

1935年新春伊始，在贵州省乌江北部的崎岖山路上出现了一支不同寻常的队伍，走在队伍里的所有指战员个个精神抖擞，人人斗志高昂，让沿途居民不得不刮目相看。这支队伍就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第二师第六团。1月3日，我还在乌江南岸和团长朱水秋接到师长陈光和师政委刘亚楼下达的紧急命令：立即跨过江去，迅速前进，直取遵义城。

接到命令，我和朱水秋乐极了，从撤离中央苏区时，军团首长就把担任前卫的光荣任务交给了二师，在突破敌人第一道封锁线时，我们俩率领红六团以果敢的动作袭占金鸡，旗开得胜，立下了长征第一功。随后，我们又率领六团以奔袭、奇袭方式一举夺取城口，突破了第二道封锁线。两个多月来，不论跨潇水，抢湘江，还是占黎平，渡乌江，六团都圆满完成了上级交给的任务，师首长没有理由不把如此重要的任务交给六团去完成。

接受任务后，我和朱水秋立即率领六团摸黑向乌江边前进。乌江两岸峭壁高耸，江水浪大流急。六团搭乘的竹筏子就像骑在一匹脱了缰绳，又没有配以鞍蹬的快马，随时都有被倾覆的危险，但深知兵贵神速的我和朱水秋仍然觉得行进得不够快。

天大亮，六团全部渡江完毕。我和朱水秋顾不得休息，立即整理好队伍跑步向遵义前进。黔北的山路狭窄难行，但红军战士们仍然脚下生风，健步如飞。伴随着“的”“的”的马蹄声，朱水秋打开他那个终日不离身的皮挂包，一边熟练地将一幅五万分之一的地图摊开在坐骑的头颈上，一边招呼我过来。正在队列中向战士们进行鼓动的我闻声后赶过来，和朱团长开始了长征以来已经习以为常的“鞍上办公”。

“老王，”朱水秋手指地图说，“以一营、二营为突击队，从东、南两面向遵义突进，以三营为预备队，你看怎样？”

25岁的朱水秋是湖南人，早年投身国民革命军，参加过北伐战争，大革命失败后，他先后参加了南昌起义和湘南起义，是跟随朱、毛经历过井冈山斗争的老资格红军。早在红五团当营长时，他说，他就对我十分敬佩，这位来自福建上杭，年长他3岁的团党总支书记，不仅政治工作做得好，是军团六个团党总支书记中的模范总支书记，仗也打得好。在五次反“围剿”中的广昌战斗中，五团代理团长陈正湘身负重伤，继任团长曾桂在战斗中壮烈牺牲，团政委刘忠腰部挂花，是我在危急关头一面照顾躺在担架上的刘忠；一面沉着指挥部队撤出战斗，安全转移到福建建宁地区的。两个人到六团搭伙后，他更是尊重我的意见，尽管他有丰富的军事经验，但不论大事小事，都要和我商量过后才定。

“我看可以，就这么办。”我略加思考后一锤定音。

当六团赶到一个叫团溪的小镇时，天色已是黄昏，我和朱水秋合计了一下，这里距离遵义还有90里路程，部队行走了一天一夜，非常疲劳，便决定停止前进，就地休息。

“喂，曾营长吗？”电话刚一架好，朱水秋就拨通了一营营长曾保堂的电话，了解部队行军情况，并布置第二天的任务，“明天，你们营是前卫营，要不惜一切代价，坚决占领遵义城！”曾保堂也是个听说有仗打就高兴的人，爽快地回答：“是！”

“曾保堂，”我从朱水秋手中接过话筒，充满信心而又故作严肃地说，“遵义是黔北重镇，城防坚固，你可不要大意，拿不下遵义我打你的军棍！”曾保堂曾在红五团任过连长、代理营长，算是我的老部下了，听了政委这认真中不失诙谐的话语，忍不住嘿嘿笑了起来。“你别笑，咱们走着瞧！”我顿了顿，接着说，“从这儿到遵义还有一天的路程，你要保证部队今夜休息好。同时赶快找向导，把路线调查好。我和团长研究好作战方案，派唐参谋去协助你。”

1月的黔北，夜里十分寒冷，时不时还下上一阵小雨。我辗转反侧，一时难以入睡，干脆披上衣服，坐在火塘旁烤火取暖。离开中央苏区已经两个多月了，一路上不停地打，不停地走，尤其是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时，打得实在太惨烈了。为了掩护中央机关过湘江，无数红军将士捐躯沙场，鲜血染红了整个湘江。红军虽然没有被敌人消灭在湘桂边境和湘江之畔，但也已折损过半。面临着减员多，补充少的困境，红军的前途在哪里，部队要向哪里去，成为全军干部战士不断提出的问题，作为一个团队的政治委员，我无时无刻不在考虑，部队的士气如何才能巩固提高。想着想着，我无限怀念起毛主席领导反“围剿”的日子，如果毛主席能出来领导红军该有多好啊！

第二天凌晨，天还墨黑墨黑的，我和朱水秋就起床准备出发。这时候，警卫员进来报告：中央直属纵队的刘伯承司令员到了。朱水秋一听，匆匆洗了把脸，就去集合部队。我立刻赶过去见刘伯承。

当我跨进门槛的时候，刘伯承正在洗脸。原来，他是带着干部团连夜从总部赶来指挥攻占遵义战斗的。尽管赶了一夜的路，刘伯承那由于操劳过度而明显消瘦的面孔上，让人看不出一丝倦意。

“你们打遵义有把握吗？”刘伯承关切地问我。

“没问题。我们已经研究过了，王家烈的部队我们早就领教过了，遵义一定能拿下来。”我充满信心地回答，接着便把战斗方案向刘伯承做了汇报。刘伯承思考了一阵，点头表示同意。随后他又关切地问道：

“部队一定很疲劳吧？”

“疲劳是疲劳，可大家一听说打仗，情绪就都鼓起来了，疲劳也早都没了。”我如实回答。

“士气高很好，作为指挥员，一定要尽可能保证战士们战前得到充分的休息。”刘伯承又进一步叮咛说：“我们的日子是比较困难的，要求仗要打得好，还要伤亡少，又要节省子弹，这就需要多用点智慧啰！”

两人正说着，机要员把一封十万火急电报送到刘伯承面前。看完电报，刘伯承笑着说：“三军团已经切断了贵阳到遵义的通道，我们可以不必顾虑敌人的增援了。另外，总部还命令三军团派一个师从正南突击，这样，我们两个师协同作战，可以有把握攻占遵义。”

根据刘伯承的部署，我和朱水秋率领红六团立即向遵义城疾步进发。人们常说“贵州天无三日晴”，这话一点不假。部队出发时，天下起了瓢泼大雨，道路泥泞难走，黑暗中大家深一脚浅一脚，许多人都摔成了“泥猴”，但在我的鼓动下，大家情绪高涨，依旧有说有笑，一溜小跑向遵义城奔去。

午后，侦察员报告：“在距遵义城30里处的深溪水附近，发现了敌人的据点，驻有敌人一个营的兵力。”刘伯承当即命令朱水秋和我：“要全歼这股敌人，不许有一个敌人漏网。一旦走漏了风声，就会影响打遵义。”

遵义是红军离开中央苏区以后将要攻打的第一座大城市，刘伯承总参谋长的话铿锵有力，字字掷地有声，久经战阵的我和朱水秋似乎从中领略到了更深层次的含义。我们领命后毫不懈怠，立即指挥部队分成两路，像一把钢钳，疾风般向敌人迅猛钳去。

深溪水附近的这个据点设在一个叫桑木丫的险要地方，中间一条窄小的石路，两边山上各有一个碉堡，在这里守卫的是贵州军阀侯之担部易少筌旅的一个营，他们是在红军突破乌江防线后，刚刚撤到这里的，一个个还口吐白沫，惊魂未定。贵州的各派军阀部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人人都抽大烟，每个人手上除了一杆钢枪外，还有一杆烟枪，无论人到什么地方，烟枪绝不离身，走到哪里吸到哪里，老百姓都鄙视地称他们为“双枪兵”。这天下午，天又下起了大雨，守卫据点的敌人以为，下雨天道路泥泞难行，红军不会来进攻，可以放心地躲在据点里过烟瘾。值勤的哨兵脑子不知在想什么，红军都到眼皮子底下了，还麻痹大意得一点都没有察觉。

担任前卫的红六团一营悄然包围了敌据点，立即对毫无戒备的敌人发起闪电般的突击。瞬时间，轻重机枪同时向着敌人怒吼，嘹亮的军号声和震天的喊杀声响彻云霄。正抱着烟枪想入非非的敌人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打击立时乱了方寸，急忙丢下烟枪找钢枪，可惜为时晚矣，不等他们组织还击，就被红军打得晕头转向，成了“瓮中之鳖”。负责守卫深溪水据点的敌营长眼看大势已去，无心再战，带着一伙残兵败将企图逃窜。他们在村子里像没头的苍蝇一样东冲西撞，怎么也突不破红军的包围圈，除了被击毙的以外，活着的全部当了俘虏，无一漏网。

战斗结束后，我一面布置打扫战场，安抚百姓，赔偿群众的损失，一面派人从众多俘虏中挑出一个连长、一个排长和十几个出身贫苦的士兵。

“不要害怕，我们红军从来不杀害俘虏，也不虐待俘虏。”看着俘虏们一个个充满恐惧的眼神，我态度和蔼地说，并耐心地向他们讲解了红军的俘虏政策。

当了俘虏不但不杀头，还给饭吃，愿意回家的可以回家，红军还发给路费。这些生活在军阀队伍里的官兵们还是头一次听说，感到既惊讶又新奇。渐渐地，埋藏在他们内心深处的丝丝敌意化解了，他们还想更多地了解眼前这支不费吹灰之力就把他们打败的队伍到底是支什么样的队伍，他们到这偏远贫瘠的贵州来干什么？

我从他们眼神细微的变化中，一下子就猜到了这些经历各异，心态逐渐放松了的人们内心之所想。尽管他们中不乏老于世故的兵油子，但出身贫苦的还是占多数。深入浅出地讲了一番北上抗日的道理后，我单刀直入地说：“我们今天要打遵义，谁了解遵义城里的情况，就请如实说来。”为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我郑重宣布：“说得对的事后有赏。”

“长官，红军对我们这么好，小人哪敢不效劳！我说，我说。”无精打采的俘虏连长一听说有赏，立马来了精神，生怕被人抢了头功似的忙不迭地要表现自己。

“乌江以北是副军长侯之担的地盘，别看他王家烈是军长，侯之担根本不听他的。红军渡过乌江后，易旅长让我们团撤到深溪水，刘安祯团在龙坪设防堵击。遵义分新城区和老城区，共有三个团防守。守备司令原来是侯汉佑，侯走了，现在的守备司令是林秀生。”

“林秀生是干什么的？”我从俘虏连长的口气中听出了些许轻蔑的意味，便紧追不舍地追问。

“他是教导师第二旅旅长。”说到林秀生，俘虏连长一下子来了精神，“这小子根本不是我们贵州人，他是云南人，被龙云赶出来才投过来的。我们贵州人哪个服他？”随后，他详细介绍了遵义的城防工事，守敌的实力和位置，并画了一张草图。别的俘虏也补充了一些情况。

我看问得差不多了，给每个人发了三块银圆以示奖赏。俘虏们捧着银元感激地说：“我们当官的说你们是红鼻子、绿眼睛，杀人放火，被你们抓住要挖眼睛剖肚子，我们想想就害怕。没想到你们是最好的人，是我们的救命恩人。”

俘虏被押下去了，我根据已经掌握的情报开始反复思考着下一步的行动方案。我军突破乌江天险，从气势上已经压倒了黔军的士气，打下遵义是完全有把握的。只是黔北地区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多年来受国民党军阀的反动宣传，对共产党和红军还不了解。如果对遵义实施强攻，势必要伤及无辜，不利于消除群众对红军的误解，怎么才能以最小的代价夺取遵义城呢？

想着想着，我眼睛突然一亮，有办法了。我急忙把朱水秋找来，如此这般一说，朱水秋听罢把大腿一拍，连声叫好。两个人一溜小跑，来到刘伯承面前。

“总参谋长，遵义城敌人的底细被我们摸着了。我跟朱团长研究决定化装成敌人，利用俘虏去诈城，打个便宜仗。”我说。

“很好！这就是智慧。”刘伯承满意地说。他沉思了一会儿，嘱咐说：“装敌人一定要装得像，千万不能叫敌人看出破绽来。”

“是！”我和朱水秋齐声应答。

这出戏的主要角色由谁来演？我和朱水秋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一营营长曾保堂。刚离开中央苏区的时候，红六团奉命攻占仁化县北部的一个山隘口——城口，敌人在这里设置了第二道封锁线。城口临河，河上架有一座木桥，进入城口的公路从桥上通过，敌人在桥头设有岗哨，防守十分严密。我和朱水秋采取的是迂回包抄的战术，一营从正面突破，二营从侧面迂回包抄。那天夜里，曾保堂率领一营趁着夜色悄悄地接近到距桥头数百公尺时，不幸被敌人发觉了。

“什么人？停止前进！”守桥的敌人大声喝问。

“自己人！”一营的同志急中生智，惟妙惟肖地模仿敌人的腔调回答。

敌人还没弄清是真是假，一营的战士已经飞速上前奋力夺下了哨兵手中的枪。这时候，担任迂回的二营也已赶到，我军两面夹击，一举歼灭了驻守的敌人，其中生俘一百多人，为后续的大部队打开了前进的通道。

看来此次诈城，非曾保堂莫属。两个人又想到一起去了，主意已定，我们冲着通信员大喝一声：“去，快把一营长给我叫来！”

“曾保堂，这出戏由你唱主角怎么样？”我开门见山地问。

听完我交代任务，曾保堂高兴得乐不可支，一个劲地拍手叫绝。

“同志们，”我操着浓重的上杭口音，亲自向一营指战员进行战斗动员，“你们一营勇敢善战，是一支英雄的部队，是我们红六团的主力，一路上你们多次担任前卫，每次都出色完成了任务。今天，你们又打垮了敌人的‘九响团’，马上就要出发去打遵义城了。同志们，遵义是黔北重镇，中革军委很重视这个地方，刘总参谋长亲自赶来指挥我们作战，中央首长马上就要上来了。团党委希望你们不怕艰难困苦，哪怕饿肚皮，也要坚决冲上去，打开一条道路，把遵义城拿下来。同志们，能不能完成任务？”

“保证完成任务！”一营全体同志坚定地回答。

晚上九点钟左右，红六团冒着大雨出发了，全都换成敌军打扮的营三连和侦察排以及全团二三十个司号员在曾保堂带领下走在最前边，那十几个经过教育的俘虏也随着我夹杂在队伍中间。朱水秋率领全团队伍紧随其后，准备一旦诈城不成，就实施强攻。

天黑得什么也看不见，地滑得像泼上了油。队列里不时响起“扑通”“啪嚓”的声音，差不多每个人都要摔上几跤。摔一跤后，就成了个泥人。有的草鞋被烂泥粘住，就像用胶粘在地上一样，怎么也拔不起来。扔了吧，真舍不得；拔出来，就要耽误老半天，影响大队人马的行进速度。于是许多人试了两下拔不出来，就索性赤着脚，踏着碎石、烂泥、荆棘，继续前进！

就这样急行了两个多小时以后，雨渐渐小了。透过夜幕，我看见远处一点灯火，像星星一样吊在半空。“那是什么地方？”我警觉地向身旁的一个俘虏低声问道。“到了，那是遵义城上岗楼的灯光。”俘虏悄声说。随着我一声暗号，大家装成败退下来的样子慌慌忙忙往城根跑去。

“干什么的？”城楼上甩下一句凶狠的问话。枪栓也拉得哗啦哗啦响。

“自己人。”俘虏用地道的贵州话从容回答。

“哪一部分？”城楼上又问。

这时，俘虏连长按照我事先教给他的答词悲悲切切地回话了：“我们是易旅长的队伍，刚从江防阵地撤到深溪水，就叫‘共匪’给包围了。现在据点丢了，营长也被打死了。我是一连连长，带着一部分弟兄好歹逃了出来。现在‘共匪’还在后边追我们，行行好吧，快把城门打开，放我们进去，救救我们。”

“你们营长叫什么名字？”城楼上的敌人还想再考问一下。

俘虏连长准确无误地说出了营长的名字。城楼上沉默了片刻，看样子他们是在研究分析这伙溃兵到底是真是假。为了防止被敌人看出破绽，我决定再组织一次“攻势”，分散敌人的思路。我发出一个暗号，曾保堂立即让那些俘虏兵乱糟糟地喊：“快开开门哪！”“麻烦麻烦啦！”“‘共匪’马上就追上来啦！”

“吵什么！”一个口气很重的家伙朝城下大喝一声，看那架势，估计是个当官的。

我立刻示意诈城的人“服从”，大家立刻都不吭声了。突然从城楼上射下来几道手电光束，在这群“败兵”的身上来回乱照，仿佛要照出点可疑的东西来。当他们把这些头戴大盖帽的人确实当成“自己人”的时候，才说：“等着，别吵，这就给你们开门！”

我听了心中暗自发笑，乔装成敌人的红军战士们都憋住笑，悄悄地上好刺刀，推上子弹，等着敌人打开城门来迎接“自己人”。

“哗啦”一声，城门卸下了门闩，随着“吱——”，“吱——”两声，又高又厚的城门敞开了。开门的敌军士兵惊恐地问首先进城的侦察排同志：“怎么‘共匪’已经过乌江啦？来得好快呀！”

“是呀，现在已经进了遵义城。”身高力大的侦察排虎将一边说，一边将冰冷的枪对准敌人的太阳穴，严厉地说：“不准动！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动就打死你！”开门的敌兵吓得“啊”了一声，像面条一样瘫倒在地上。我和朱水秋一看诈城得手，立即指挥大队人马从洞开的城门一拥而入。按照事先分配的任务，有的割电线，有的登上城楼收拾敌人，二三十个司号员吹起了响亮的冲锋号。这时，后续部队像风一样向街里冲去，遵义城顿时热闹起来，激昂嘹亮的军号声中夹杂着惊心动魄的枪声；英勇杀敌的呼喊混合着敌人的哭叫。从睡梦中惊醒的敌人搞不清到底来了多少红军，他们多数都来不及穿衣服就当了俘虏，只有少数敌人狼狈不堪地从北门逃走了。

1月6日早晨，黔北重镇遵义迎来了崭新的一天。老百姓们走出家门，排列在街旁，挥舞彩旗，大放爆竹，兴高采烈地欢迎子弟兵，庆贺翻身喜日的到来。

“报告总参谋长，遵义城被我们拿下来了！”虽然战斗了一夜。我和朱水秋毫无倦意，精神抖擞地向刚刚进城的刘伯承报告。同样是一夜未眠的刘伯承满意地笑了。